2025年的初春，特朗普重返白宫，首要策略便是加征关税。以“芬太尼问题”为名，2月份与3月份相继对中国商品加税10%，总计达20%。紧接着，4月2日，白宫提出了引发全球震动的“对等关税”计划，针对超过百个国家及地区做出加税决定，而中国的关税直接提高至34%，最终税率高达54%。中方迅速作出反应，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所有商品也征收34%的对等关税，并启动稀土出口管制。4月9日，在中方不妥协的情况下，特朗普进一步提升对华关税至125%，与之前的20%叠加，总和达145%。中国立刻将对美关税也提升至125%，双方的关税战愈加激烈。与此同时，华盛顿不仅对中国发起冲击，还向世界其他国家施压，迫使其选边站位。2025年4月10日，特朗普宣布对大多数非中国国家的“互惠关税”延迟90天，条件是这些国家不回应中方的反制措施，而是静待谈判。这一90天的时间窗口，实质上是美国通过关税豁免来交换其他国家调整对华贸易政策，以配合美国供应链的“去中国化”。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向其他地方转移，部分经济体与美国迅速签署临时协议，提前调整了与中国的贸易规则，逐步走上了这条道路。

然而，中方对此并未无所知。2025年5月12日，中美两国在日内瓦达成联合声明，双方暂停了91%的追加关税，剩余10%则维持不变，并给予90天的时间缓冲。但这样的“暂停”并非结束，而是双方在战略部署上进行调整。此时，中方也在扩展反制工具库——经过修订的《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》于2026年4月推出，重新定义了打击对象，将其扩展至各种被视作“不当域外管辖”的行为；而同年5月，商务部依据《阻断办法》首次发出阻断令，禁止国内企业配合美国对特定中国公司的制裁，法律工具的强化为日后的针对性加税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向30国发出加税通知并设定最高税率超过103%，说明这一行动并非偶发，而是基于一套严谨的评估逻辑。中方一直坚持的立场是：欢迎正当的多边贸易合作，但对于以歧视手段换得对美关税豁免的行为，北京有权采取反制并确保对方付出代价。103%的税率并非任意设定，而是与目标国对中国商品的具体歧视程度相关——即对中国商品所施加的额外限制、合作美国的“替代中国”战略的领域，以及绕过WTO规则对中国产品施加的特定措施，都会影响税率计算。这是一种精细的对等逻辑，而不是简单的惩罚。

2026年3月，美国贸易代表以“过剩产能”为由，对包括越南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在内的16个国家启动301条款调查，可能在未来追加关税。这一措施的真正意图并非仅仅是解决“过剩产能”问题，而是对那些大量承接中国产能转移的国家施加压力，要求它们切断与中国供应链的密切关系，否则就要面临关税威胁。北京对此局势十分清楚：美国同时施加关税威胁，试图双面施压，一方面打击中国，一方面逼迫第三国与中国脱钩。

面对这种“双重施压”的局面，中方的应对也是两面出击。一方面，在2026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会晤中达成阶段性成果，双方在某些品类上达成了关税协议，并确认将通过“贸易委员会”机制推进后续磋商；另一方面，中方在非安全保障领域的消费品关税上释放出一定的降税空间，以巩固与美国之间的谈判成果。然而，2026年8月，彭博社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以“过剩产能”为由，追加7.5%的对华关税，商务部发言人黄玲对此坚决表态反对，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。这两项行动并行，揭示了一个基本判断：中美间存在局部缓和，也存在持续施压，两条线路同时进行，并非彻底解冻。

在这种“谈判与博弈并行”的节奏中，中方向30国发布加税通知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。这些国家大多数游走于中美博弈的边缘，有的为东南亚的制造业转移热点，有的则与美国签署了临时贸易协议并对中国商品采取了歧视性措施。中方的加税通知实际上传达出明确的信号：在中美之间“两头吃”的生意难以为继，配合美国施压中国将产生真实的经济成本，而中国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和政策工具让这一成本落到实处。中国是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或第一大贸易伙伴，这一市场体量本身就是重要的谈判筹码。

当然，北京此举还需把握好分寸。发出加税通知的对象是具体的“配合美国”行为的国家，并非对整个全球南方一刀切。在2026年5月1日，中国对20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，涵盖埃及、南非、肯尼亚、尼日利亚、摩洛哥等主要非洲经济体，以释放与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的积极信号。这两个举措的结合，形成了一种“抑制背刺与扩展合作”的双轨逻辑——对配合美国的国家加以收紧，同时对真正坚持自主立场的国家则对其开放，两者之间并不矛盾，反而是同一战略的两个方面。